进入新时期以来，新闻改革稳步推进，传媒业实力日益强大，但又不得不无奈地面对一个事实：国内新闻传媒缺少名记者、名编辑和名评论员，真正算得上“三名”的屈指可数。问题究竟出在新闻从业人员的无所作为，抑或传媒机制以及体制缺乏“出生率”的水土条件？
“名”是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结晶
何谓名记者、名编辑、名评论员？显然，这里所说的“名”不是职务，也不是职称，应该理解为名声或名望。在媒体理直气壮地鼓励“成名”的今天，“成名”并非庸俗的一己私利，而是一个新时代对媒体从业人员的“职业设计”。不过，在操作层面上无法设置统一标准，也就难以列出硬性指标。
原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在《一个记者的责任与成功》一文中提出了名记者的四条标准：第一，有一篇或数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代表作；第二，熟悉某一领域的报道并有权威性，所谓资深记者；第三，有一定的新闻理论修养或其他相关的理论修养；第四，有一本以上的专著。笔者认为，名记者的内涵不仅在业务层面，还必须有精神层面。名编辑、名评论员，亦与此同理。
由此可见，这种“名”，不仅是指名气和知名度的一种评价，同样也是对其影响力――工作业绩、功底素养和历史贡献的一种评价。所以，名记者、名编辑、名评论员不是自诩的，也不是由某个组织评选的，更不能由某个机构“钦定”，必须由人民来评判，由历史来认定，如范长江、邓拓、穆青等：一是检验作品，二是检验人品。
从一定意义上讲，名记者、名编辑是因其作品而闻名，就像“名角”是因其剧目而闻名。而检验记者人品，主要看职业道德。由于新闻记者被社会赋予了相应的特殊权力，如公众舆论的导向权、社会百态的臧否权和大众媒介的操作权，因而新闻记者就面临着重重考验。借用老一代报人邵飘萍的话来说，新闻记者“以品性为第一。所谓品性者，乃包含人格、操守、侠义、勇敢、诚实、勤勉、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。”
“三名”难产的三道“坎”
既然“名”应该是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结晶，那么当今时代为什么没有出现许多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名记者、名编辑、名评论员呢？
业内专家曾经打过比方：以前作家出一本书就容易出名，而今出了很多书的新作家到底有多少是著名的？那么，新闻界是不是存在相同的怪圈呢？于是，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：老报人之所以名垂青史，凭借的是一种敢作敢为的勇气。他们可能文化素质并不高，却靠一身正气成就了自己的名望。然而，如今新闻从业者大多数是科班出身，应试教育留下的性格烙痕使得他们更惯于“奉题作文”，而非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
不过，这只是“三名”难产的某种表层现象。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，把这个问题放到当代中国传媒业宏观背景下审视，就会有新的发现。
第一道“坎”，是当代中国媒介生态的缺陷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新闻事业发展迅速，不过由于种种原因，记者编辑出于“安全系数”的考量，对“报喜不报忧”的惯性运作习以为常，使得施展才华的空间更显狭窄。再加上一些媒体的诸多条条框框，“自塑菩萨自烧香”，批量生产平庸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定的惯性思维，只是把新闻采访、写作、编辑当作“流水线上的某道工序”来完成。而且，一些媒体在一项重大报道来临时，往往把组织数量众多的采编人员投入为“大手笔”，显示“大声势”、“大规模”，无形中却埋没了记者的个性进取，抹杀了采编水平的差异。试想，如果当年穆青也照此办理，跟着十几个媒体一哄而上，几十个记者同时采访上级既定的典型报道，那么就不可能在自主采访中发现线索，挖掘出焦裕禄这个人民心中的好干部，更不会因个性化的深入采写而成为名记者了。
不可否认的是，而今新闻评价体系的不同话语系统，在评选“名家”的流程中形成了价值取向的差异。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荣誉生产方式，评奖名额按照地区、媒体类型的比例层层下达，有如“排排坐，吃果果”，具体到某一家媒体也只能“矬子里面挑高个”。如此产生的“获奖者”，虽有“光环”耀眼于世，确实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，但在业界内部、特别是在广大受众看来，却未必有相应的认同度。反而那些立足民生、为老百姓说话、为老百姓喜爱的记者编辑，连同他们的佳作，倒是在受众中有口皆碑。
第二道“坎”，是“名而优则仕”的机关化体制。现代媒体中人才济济，藏龙卧虎，可一旦拱土而出之后，很容易被提拔为独当一面的负责人。笔者并非简单地反对具有“三名”潜质者为官，事实上，这也是媒体无可回避的用人选择。若“三名”担纲主要专业岗位，则是媒体的大幸。问题是他们为官后，从此陷身于机关化运作的文山会海之中，久而久之荒废了专业追求，磨耗了激情与才智，使得本可出类拔萃的苗子在通往“三名”的道路上中途而废。而且，一些年轻记者编辑出于利益诉求而乐得走仕途，陷入“今天拼命写好稿，为了明天不写稿”的怪圈。这样，理应产生“三名”的金字塔底座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，青年人才培养的指向也同时出现了偏差，所谓的“三名”目标也就不过是供人瞻仰的“空中楼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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