邬国强昨天津津有味地吃了馄饨、面条，精神状态越来越好。“他活了！真的活过来了！”妻子张美芬欣喜地打电话遍告亲朋好友。离开嘉兴时，瞳孔已经散大的邬国强，现在神奇地摆脱了死神。
奄奄一息――病毒引爆“火山”
在邬国强离开嘉兴的时候，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的正、副主任夏强教授、张建军副教授正在进行手术。手术室的应急电话响了：“有个肝昏迷的病人要送来，已经出现脑水肿，情况非常糟糕！”
2小时后，救护车赶到仁济。“奄奄一息。”肝移植重症监护室陈小松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：邬国强满脸胡茬，脸色蜡黄泛着油光，肝昏迷四度，眼睛却肿得闭不上。39℃高温，心跳每分钟160次。
邬国强患的是暴发性肝功能衰竭症。在他的体内，多种凶悍的病毒进行重叠，它们如同千万个妖怪一样出现在肝脏细胞内，向守卫健康的免疫系统发起挑战。最终，在邬国强体内，妖怪胜利了，作为主战场的肝脏一片狼藉，再也无法承担起解毒、合成蛋白质等重要功能。
如同火山爆发，邬国强的消化系统、呼吸系统、中枢神经系统、泌尿系统、血液系统在一天内遭到毁灭性打击。他开始反应迟钝、无便无尿、呕血，最终昏迷。物理降温、脱水、输入白蛋白，陈小松想方设法维持他的状态，等待肝移植。
重重危险――医生与“妖怪”的较量
第二天下午14点。麻醉科主任王祥瑞教授亲自坐镇手术室。医生们的计划是为邬国强换一个肝脏。
这是一次危险的手术，医生此时注定已身处肝移植外科最危险的前沿地带。有人认为这样的手术没有意义，只会增加病人家庭的痛苦，但医生别无选择。因为这是邬国强家人坚定的抉择。
手术刀划开邬国强腹部后，张建军立即皱起眉头――全黑了。肝、小肠、肾脏，腹腔内的所有脏器都存在淤血。吸血泵“呲呲”地往外抽血。凭着多年的经验，张建军一寸寸向前推进。
最难的那刻是从旧肝取出，到新肝接上后的半个小时内。夏强上台，两位默契的搭档齐心迎战难关。下腔静脉被阻断。切肝。扬声器里稳定的心跳开始出现衰弱的迹象，收缩压掉到了40、50。张建军抬头看了看监护仪，夏强让他别管了，一切交给王祥瑞。王祥瑞也说：“快，你们只要快就行了。”
到处在渗血。吸血泵“拼命”地工作。“这种情况不能出现心衰，一旦心衰是无法抢救的。”王祥瑞脸上镇定，心里却很紧张，他盯着监护仪，渐渐增强药品的级别和用量，尤其是强心药。
40分钟后，新肝被接上，动脉开放。新的肝脏似乎还不太适应，身体的各项指标持续下跌。王祥瑞用上最关键的药物，大剂量的肾上腺素和增强凝血功能药物……
九死一生――医学往前进了一步
又过了20分钟，普通的肝移植病人此时都开始好转了，但邬国强状况仍很差。手术室度分如年，直到1个小时后，血管往外冒血的量突然减少了――新肝发挥作用了。医生们心头大石落地，夏强说：“这种病人多脏器衰竭的根源就是肝脏，只要肝脏好了，就有希望了。”
3个小时后，邬国强离开手术室，转入重症监护室。医生们决定暂时不使用抗排异药物。“他全身器官功能都很差，早期反而不会出现排异。”夏强说。术后26小时后，邬国强出现烦躁，但无意识；52小时，呼之能应，不能言语；64小时，完全清醒，呼吸机辅助呼吸；4天后，恢复自主呼吸。那一天，他朝病房里的摄像机挥了挥手，监护室外的张美芬望着电视屏幕笑了。
医生们也很激动。2005年欧洲学术界对此类疾病的研究报告是：1年存活率65%。而在上海仁济医院，这个集内外科于一体的肝移植团队，在麻醉科的共同努力下，已经接近了这一比例，达到了60%，手术成功率更是提高到了80%。“肝移植是绝境中的希望，我们医生前进一步，就意味着获得更多生的可能。”医生们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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