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曾说，在血吸虫疫苗正式用于人体之前，我们的血防将注定像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“西绪福斯”所从事的悲剧性劳作，将神给予的巨石推至山顶，坠而复始，乃至无穷……在血吸虫疫情重又回升的今天，我们来到了急感疫区，倾听最真实的求救声。
危机
“虫患不治，民不聊生。”２００３年的冬天，芜湖军分区李鹏飞政委在对芜湖市郊区和三县的血吸虫病疫情，进行了多处实地调研，并走访了市县两级四个血防站后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慨。
“年年灭螺年年光，年年还是老地方；年年治病年年有，年年又是老病友。”这首形象的民谣，多少反映了血吸虫防治的艰难。
芜湖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疫区为５００万平方米，经积极防治下降到８０年代的１４万平方米，可是现在又恢复到３００万平方米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猛然间发现，其实自己又回到了起点，其沮丧可想而知。
根据手中的线索，一路记者径直赶奔横岗镇宣界滩，另一路记者和县血防站取得了联系。宣界滩是一片广袤的滩涂地，在无垠的水土间，阳性钉螺分布面积达５０万平方米，而像这样的滩涂在这个县还有不少，北潦滩、七里滩、河桥滩、北埂滩、马滩、清水外滩等等，钉螺面积最大的达９５万平方米。
在县卫生局的一份文件上，记者看到这样一组数据：现有钉螺面积３７３．５万平方米，其中感染性钉螺面积３２４万平方米。有钉螺，血吸虫也就如影随形，这似乎是条铁一样的规律。在人们不经意间，沿着水域，“血患”又回来了。
该县直接受血吸虫疫情威胁人口达到了５．７万人，可能受影响辐射的竟有２０多万人口。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１１月，查得血吸虫感染人群有３７３６人。１３个重点流行村，１８个流行较重的未控制村，５５个疫情控制村，芜湖县血防形势空前严峻。
血防站困对血吸虫
当县血防站得知记者已到达宣界滩时，也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到了现场。
见有记者来采访，周围的居民纷纷从家里走出来。“我们这都是‘血吸虫’。”憨实的村民已习惯把那些慢性血吸虫病患者叫“血吸虫”了。说这话的李小林身材黝黑而结实，从外表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也是一位血吸虫病患者，而且已有两年的病史了。
“血防站不是免费发放治疗血吸虫病的药品吗？”记者问围在四周的村民。“哪有啊！到县里检查哪次不是要花钱买的？”李小林对记者说，他到县里去检查时，就以２元一粒的价格构买过吡喹酮。而向更多的患病村民进行询问时，他们告诉记者，每次到县血防站检查，化验费就要收１５元钱，而至于免费药――吡喹酮，则要自掏腰包，以几十元不等的价格购买。
面对这些群众的说法，当地血防人员只是告诉记者，他们管辖区内的大多数人是能拿到免费药品的，只是数量有限。这几个反映情况的病人没有拿到免费的药品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。
后有知情者告诉记者，血防站带下去的药是免费的，但如果村民自己到血防站来化验，是要交费检查的。其实，血防站每年都要到村里普查一两次。
在简陋的县血防站内，我们似乎明白了基层血防的尴尬处境。破旧已不堪重压的砖瓦房里，摆放着几张看起来已很有年头的桌椅，一张沙发也已破败。这么多年了，血防站就一直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与“血吸虫”搏斗。
“今年还好，从财政上又争取了８万块钱，现在全年血防经费总共有２１万元。当地政府的重视，给了血防工作人员新的希望，“为了使血防站的工作顺利开展，新的办公大楼即将落成，鼓舞了血防人员的士气。”
反思
在血吸虫疫区走访，在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同情时，村民所表现出来的麻木也令我们感到震惊。
就在我们采访时，一位村民下到滩地在浓度极高的疫水里搓洗起了毛巾。
县血防站张站长告诉记者，此时的宣界滩已是高危险的疫水，皮肤接触，最短可在１０秒钟内感染血吸虫。当两个光着上身的村民，抬着小船往滩下走去时，记者上前劝说。“不下水，怎么活？”从这简短的话里，我们分明能感到一种为生活所迫的无奈。
李小林全家６口就有４个血吸虫病人；罗家牛父子俩都感染上了血吸虫，自己已是３次重复感染，为了儿孙不再受这份罪，他将儿子送到外地打工，不让他再回来了。
因为经费和药品的短缺，以往建立的血防“网”被蔓延开来的钉螺无情地撕碎。芜湖县血防站破旧的办公室，似乎从另一面说明了血防工作的缺失。一年２３万元的血防经费，连彻底治理一个村都不够，血防的薄弱基础可想而知。
相对于非典等疫情的神秘来说，血吸虫病完全是可防可控的。可是，在我国一度被消灭控制的血吸虫，却在层层血防部门的“防治”中卷土重来。
血吸虫病死而复活的变迁历史，毫无疑问地暴露出当前我国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，如果把这种现象归结为“血吸虫现象”，或许能引起人们更深刻的反思。
（来源：合肥晚报作者：王雄斌、万家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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